宋代高官对道教的奇葩见解：《狂野情人40分钟未删减版》

转载自龙虎山道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在传播过程里，偶尔会遭到误解，即使部分身居高位的文人士大夫也难免如此。

我们来看宋代的小部分文人士大夫是如何误解《道德经》的。

柳开、石介宋太宗时，曾官至殿中侍御史、崇仪使的柳开声称：“老、佛之徒，起于夷，夷谓极于教也；至于中国，则莫及其父子君臣之道焉。

”佛教是外来宗教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
但柳开却认为道君学说不属于华夏而属于夷狄，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。

其实，他之所以得出这种违背常识的结论，主要是为了达到贬低、排斥道君思想，以华夷之辩的思想来维护儒学的地位。

石介提出了自己的“中国”观念。

在他看来，只有九州岛之内，推行儒家伦理的地方才能称得上“中国”，反之，则为夷狄，正所谓“非二十八舍、九州岛分野之内，非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宾客、朋友之位，皆夷狄也”。

北宋前中期的柳开和石介之所以批判道君思想，斥道君为夷狄，一方面“儒门淡泊，收拾不住”的局面；另一方面，当时民族矛盾尖锐，夷夏问题突出。

这样的批评只是自说自话，违背常识的造作。

（请参考北宋地图）范仲淹、苏轼在《近名论》中，范仲淹肯定了崇尚名节和名誉的思想，批评了他认为的道君贵身轻名理念。

范仲淹认为，对个人而言，如果君主和士大夫重视名誉，为人处世就会有一定底线，不会残暴不仁，胡作非为；若“人不爱名，则虽有刑法干戈，不可止其恶也。

”人们不爱惜名誉，虽然有刑法和国家暴力机器，也不能遏制邪恶。

对国家而言，如果人们都像道君说的那样，爱惜一己之身甚于爱名，人们就不会因为名节而为国家赴汤蹈火了，国君也很难再用名利赏罚控制社会了，他指出：道君曰:“名与身孰亲?”庄子曰:“为善无近名。

”此皆道家之训，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，斯人之徒，非爵禄可加，赏罚可动，岂为国家之用哉?我先王以名为教，使天下自劝……人不爱名，则虽有刑法干戈，不可止其恶也。

苏轼在嘉佑五年(1060)前后所写的《韩非论》一文中，反对道君非议仁义礼乐，认为道君之言“虚无淡泊”，“欲置天下于无有”。

在他看来，道君学说就是异端，其不仅不足以治理天下，还会成为残忍刻薄的法家思想的源头，从而危害天下，他说:仁义之道，起于夫妇、父子、兄弟相爱之间;而礼法刑政之原，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……今老聆、庄周论君臣、父子之间，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。

夫是以父不足爱，而君不足忌。

不忌其君，不爱其父，则仁不足以怀，义不足以劝，礼乐不足以化。

此四者皆不足用，而欲里天下于无有。

夫无有，岂诚足以治天下哉！商鞅、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，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，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。

儒家的仁义礼法，来源于夫妇、父子、兄弟之情，君臣之义，而道君却不以君臣、父子之情义为念，这就使儒家的仁义礼乐失去了存在的根据。

商鞅和韩非正是根据这一点，所以才创造了残忍刻薄的法家学说。

秦用法家思想治世，以致生民涂炭，二世而亡。

因此，在批评法家思想的同时，也应对其理论源头——道君思想加以警惕和排斥。

如果真的如苏轼所言，国君仅用名利赏罚来控制社会，那和他们自己认为的“韩非子”，又有什么区别呢。

相反人们不沉溺在外在的名利里，以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”的道德禀赋去生活，才能更好地遏制世间的恶，而不是再加一层可能的枷锁。

（参考文献：王耀辉.宋儒非老思想研究[D].华中师范大学,20239.）